宁继鸣 | 孔子学院共同体意识：全球治理与区域合作
原文载于《孔子学院研究发展报告（2018）》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作者宁继鸣，经济学博士，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语言与文化传播、孔子学院与对外传播、汉语国际教育政策、语言经济理论及应用。
2018年，人们意识并感觉到，我们面临着一个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的国际环境。遍布世界149个国家和地区的孔子学院也不例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外部环境或制度要素对其存在与发展的影响愈加明显，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孔子学院呈现出各自不同的办学景象，抑或区域经验和地方实践。
一方面，世界各国的孔子学院以协商合作为基础，结合当地需求多样化发展，更多的品牌项目出现并落地，服务功能进一步增强和拓展，惠及当地民众和社区，促进中外大中小学间交流合作，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欢迎和关注，影响力不断增强；另一方面，作为中国人文交流领域代表性的“中国符号”，孔子学院不可避免地成为某些国家或人士攻击中国的标靶。在这方面，尤以今年初美国右翼政客呼吁关停孔子学院，以及美国国会举行听证会指责孔子学院为间谍机构的言论为甚。
面对新的历史阶段和发展环境，如何在坚持办学宗旨、改革创新的基础上，更好地理解和固化孔子学院共同体意识，引进并落实全球治理理念与相应机制，总结与提升区域合作与地方实践能力，提供更多更好的全球或区域性语言文化公共产品，成为孔子学院发展“新常态”下的必然选择。
一
孔子学院是一个以教授汉语和传播中华文化为宗旨的综合性教育机构。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基础上，按照符合国际惯例、遵从合作办学理念等基本原则，经过10余年的快速发展，现已初步搭建起一个合作共赢、开放包容的中外人文交流平台。无论是从理念的角度还是从实践的观察，孔子学院都可称之为当代中国以教育国际合作的方式，向世界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参与全球文化治理的一种创新与尝试，是一项服务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实践活动。
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共同体意识长期存在，人类社会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共同体已成为当代的共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和实践超越了种族、文化、国家与意识形态的界限，提醒人们更加关注“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
2018年3月11日，“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的交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
《孔子学院章程》规定，其宗旨是增进世界人民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了解，发展中国与外国的友好关系，促进世界多元文化发展，为构建和谐世界贡献力量。
无论是从其理念，还是从其实践看，用“共同体”一词来形容这个群体都是非常恰当和毫不夸张的。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身份共有，特质趋同，各成员秉承相同的信念，向着共同的目标迈进，演化生成了“全球孔院共同体”。
孔子学院在服务和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同时，也在建构和实践中国话语的一种表达方式。2016年，笔者在《中国话语的一种表达——命运共同体框架下的孔子学院》中指出，孔子学院全球存在的形态与内涵，建构了一种基于语言与文化传播的话语生产机制，搭建了一个在全球环境和“命运共同体”框架下，追求本国利益兼顾他国合理关切，代表当代中国且极富影响力的中外教育合作与人文交流模式。
孔子学院的三种话语表达方式：基于物理存在与传播实践的话语表达、基于文本呈现与内涵诠释的话语表达和基于价值生成与影响扩散的话语表达，恰恰是孔子学院物理存在、文本存在与价值存在的三种方式。①
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无论是从物理层面，还是从文本和价值层面看，既是基于共同体概念及其内涵的界定，也是源于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事实——“全球孔院共同体”的存在！
伴随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性的不断发展与深入，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正在加速推进，世界各国相互之间的联系和依存程度日益加深，合作、共生、融合、共赢成为时代发展的共同或主流选择，共同体概念被更加广泛地应用于社会学、政治学、哲学等不同的学科领域，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再次得到突显。
无论是基于利益，还是安全、情感和地缘，共同体的真实存在及其价值观念成为全球化时代的一个重要命题，人们对它的理解和关切亦越来越客观深刻。正如美国哈佛大学迈克尔·桑德尔所言，对于共同体的描述及建立于其上的权利理论都是多元的，而参与共同活动有助于创造共享认同。②“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对共同体的需求在增长，同时又感觉到共同体的衰落。然而，人们从未像今天一样，如此努力地构建、复兴、寻找和研究共同体。”③
“共同体”是德国学者斐迪南•滕尼斯的代表性观点，其本意是指共同生活，指学习者在共同目标的引领下，在同伴支持和知识共享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分享、协商、反思等实践活动，以达到有意义学习为目的，以促进个体发展为旨归，以追求共同事业为目标的特殊组织形式。
在其《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腾尼斯把共同体界定为拥有相同特质、相同身份与共同价值观的群体关系，是建立在自然基础上的、历史和思想积淀的联合体,是有关人员共同的本能和习惯，或思想的共同记忆,是人们对某种共同关系的心理反应，表现为直接自愿的、和睦共处的、更具有意义的一种平等互助关系。④
齐格蒙特•鲍曼在腾尼斯的基础上指出，共同体一直是一个象征着互助、和谐和信任的褒义词，其本质是传递出一种安全、愉悦和令人神往的满足感，意味着怀念一种传统的稳定生活，或者渴望重新拥有一个团结和谐的世界。 他同时提出，腾尼斯之所以把共同体置于如此神圣的位置是因为，由个体自然联结而成的几乎所有族群或部落尽管表现形式不同，但都是为了寻求共同体作为庇护安全的意义和本质。而在现实世界中，这种族群或者部落是一种普遍的存在，无论是基于血缘的还是地缘的，亦或是利益相关的。
雷蒙德•威廉斯在《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中指出，“community”这个词的拉丁文词源(communitatem)意指由关系与情感所组成的共同体，在英文中，主要有五个意涵，其中包含拥有共同特质、相同身份与共同价值观之意。
马克思、涂尔干、韦伯等也对这个概念有相应的论述，并持积极态度，认为“这个词构成了他们‘想象’人类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⑤
共同体不是部件的随意结合和机械相加，不是成员随机组合的松散结构，而是具有共同目标，遵循共同规约，履行相同义务，持有共同意志，具有情感共鸣，在交往与实践中结合而成，利益相关是共同体存在和发展的关键之一。
从发生的角度来讲，共同体具有原生、次生和再生之分。如果将全球孔子学院视为一个“生机勃勃的有机体”，赋予其生命，那么她是原生共同体，即“基于某种与生俱来的‘共同性’而结成的共同体，这种‘共同性’具有遗传性和不可重塑性”。⑥孔子学院是在遵循和践行《孔子学院章程》的基础上生发出来，具有同一生命细胞核，具备基因扩散的意义，可以代际传递，既是空间的共时性存在，也将成为时间的历时性产物。
从其现实运行来讲，孔子学院具有再生共同体的属性，即基于某种理性建构的‘共同性’而结成的共同体，包括目标、利益、任务等。这些‘共同性’既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遗传的，而是相关国家或组织历时发掘出来的某种‘特定义务’或‘松散义务’，如欧盟、东盟、上海合作组织等。从共同体的类别来说，熟知的有经济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学术共同体等等。
在需求的基础上，孔子学院作为共同体的功能与特征愈发显著，其边界的完整、目标的明确、规约的制定与标准的实施等逐渐优化完善。我们可以看到，在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社会背景下，这种需求和关切依然是旺盛和正向的，这为孔子学院共同体的发展提供了源泉和动力，换句话说，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起点上，不断被激发出的社会需求，必将为孔子学院共同体生命力的积累和释放，提供更加稳固的基础和有力的保障。
共同体的基本功能是为其成员提供某种确定性和安全感，使其成员之间能够维系较为紧密和谐的社会关系，理性交往、积极对话，实现相互之间的信任和依存。或用当前较为通行的表述，通过共商共建共享，实现和谐共生。孔子学院诞生以来，保持了较为稳定的发展，实践和经验的积累不断丰富，制度和规约的制定不断完善，办学主体之间的理解和信任不断增强，资源获取及其配置能力不断向前推进，不仅彰显出相应的确定性和安全性，还形成了一定弹性的自由和发展空间。
全球孔子学院共同体自身结构的张力并不明显，或者说各孔子学院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博弈和竞争关系，共同体成员践行办学宗旨、合作协商、因地制宜、积极推进的态势，都成为其功能实现的表征和体现。正如鲍曼所描述的：“‘共同体’是一个具有‘感觉’的词汇，给人以‘不错’‘好东西’的感觉，传递着快乐的气息。”“共同体是一个‘温馨’的地方，一个温暖而又舒适的场所。它就像是一个家，在它的下面，可以遮风避雨；它又像是一个壁炉，在严冬的日子里，靠近它，可以暖和我们的手”，“在共同体中，我们能够相互依靠对方”。⑦
确定性和安全性的保障和供给是保持孔子学院共同体生命力的源头活水，是孔子学院是否能够释放后发优势的关键所在。这种确定性和安全性，既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也受到内部力量的制约。“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对于一项事业而言，知己是非常重要的。这里的“己”，包括孔子学院自身的内部治理、适应外部环境和统筹协调的能力等问题，也包括人力资源体系、产品供给系统以及合作办学机制创新等在内的诸多结构与关联性要素。如果共同体的资源支撑体系或者制度安排体系出现问题，那将很难排除在个别国家或地区产生席卷型、裹挟性“灾难”的可能。
对于孔子学院共同体而言，安全性可能不是其成员的首要需求，这区别于其他的共同体组织，如经贸共同体、军事共同体、战略合作共同体等。通常意义上的安全性取决于政治、经济、环境和意识形态范畴。当前，孔子学院的安全性问题更多表现在确定性或稳定性方面，这是共同体成员更为直接或者刚性的需求。
很多孔子学院的发展已经嵌入到当地社区、大学、基础教育体系、企业等，严重的不确定性或非稳定性状态将会离散甚至瓦解这种结合，从而造成整体利益的亏损。这种确定性或稳定性，既取决于共同体自身的体制和结构，也取决于资金保障、运行机制、办学环境，甚至人力资源配置和教学资源供给等诸多直接和细化的内容。面对新的发展阶段，在孔子学院的完善与创新中，要坚持办学宗旨和任务，更要跟上和把握时代的节奏和脉搏，其中包括中国新的发展理念，以及国际国内环境发生的深刻复杂变化。
作为汉语和中华优秀文化走向世界的一种实践，无论是由于社会环境、文化适应、合作预期等产生的“障碍”，还是源于政治考量、意识形态、接受心理等引起的“观照”，对于孔子学院来讲，都是其身份建构中的必然，是一个不断认知、不断调整、不断提高的过程。⑧而所有这些，都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到共同体成员对共同体能否实现合作共生、融合共赢目标与愿景的“感知与想象”。在这个过程中，基于对孔子学院共同体意识的理解、认知与接受，人们更愿意为实现自己的目标或共享认同的事情做出更大的努力，付出更多的心血。因此，关于孔子学院共同体意识的认知、固化与增强，不仅是孔子学院全球存在的根本，也是其可持续发展的条件。
二
孔子学院的办学模式是一种典型的国际合作，属于跨国界多层级国际教育行为主体之间，基于相互利益的基本一致或部分一致而形成的，在教育和人文交流领域进行的一种国际合作与互动。改革开放以来，国人对国际间的合作，例如教育合作或经济合作的形式、内容或路径已经变得“驾轻就熟”，但对于如何通过国际合作参与全球治理，似乎仍在学习和探索之中。尽管中国学者早就关注到了治理与全球治理研究，但直到十八大，中国才明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并以更积极的姿态参与全球治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极为重视，多次在不同场合阐述对全球治理的看法，包括对加强能力建设和人才培养的问题。2015年10月12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全球治理格局和全球治理体制”进行集体学习时指出，要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更加合理，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有利条件。
他特别指出，全球治理体制变革离不开理念的引领，全球治理规则体现更加公正合理的要求离不开对人类各种优秀文明成果的吸收。要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继续丰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张，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要加强能力建设和战略投入，加强对全球治理的理论研究，高度重视全球治理方面的人才培养。⑨
作为一个人类社会进入全球化以来为应对日益纷繁复杂的发展问题而产生的一个新概念，治理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统治”和“管理”，是一种包括政府、社会组织和个人等多种主体合作与互动的过程。
国际组织和学界都曾对何谓治理作出过内涵各异的诠释和定义。
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于1995年发表的《我们的伙伴关系》将治理界定为各种公众的或私人的个人或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和总和，是使相互冲突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⑩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治理界定为通过国家、公民社会和私人部门之间互动，一个社会管理其经济、政治和社会事务所依靠的价值、政策和制度体系。它是一个社会自我组织做出决策并执行决策以取得相互理解和共识并采取行动的方式。它包含公民和群体的利益表达、求同存异以及行使合法权利和义务的机制和过程。它是为个人、组织和公司设定界限和提供激励的规则、制度和实践。⑪
关于治理的概念、理论及其应用，中国学者做了不少探索和研究。俞可平认为，治理是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治理的目的是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类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⑫王绍光认为，治理指的是公共管理(包括治国理政)的方式、方法、途径、能力，不是指市场化、私有化，不是指“无需政府的治理”，也不是指“多一些治理，少一些统治”。作者指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治理”。
因此，党和国家提到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话语体系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做事的方式方法和途径，另一方面是治理国家的能力，这就回到了治理的本源，形成了自己的话语体系。⑬
2016年，《中国社会科学》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下的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栏目，发表了蔡拓题为《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当代中国两大战略考量》的文章。文章认为，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对当代中国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第一，表明中国对现有国际体系、国际秩序的认同，有助于澄清当下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质疑与误解。十八大对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明确宣示，显然有助于塑造更有利于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氛围。第二，表明了当代中国的担当，有助于化解国际社会对中国“参与不足”的指责。全球治理依赖于各行为体的积极参与，特别是依赖于国家提供更多全球公共物品。全球公共物品的提供和管理是实施全球治理的重要保障，也是深入推进全球治理的有效途径。第三，表明了当代中国维护人类共同利益，推进人类共同进步的理念与追求，有助于提升道德制高点，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引领人类的发展。
全球治理区别于传统的国内治理和国际治理之处，就在于其倡导人类整体论和共同利益论的本质。它把公共性扩展至全球而不再局限于一国，把利他性升级为整个人类而不是某个群体。当代中国对维护人类共同利益、坚持互利共赢的强调，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呼唤与倡导，都体现了这种理念与诉求。⑭
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全球文化治理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子集，与其他子集比较，文化治理的复杂性和敏感性更强，治理的难度和尺度更加难以把握。
对于孔子学院来讲，从参与教育国际合作到参与全球文化治理，从开展汉语教学与文化传播活动到提供全球或区域性语言文化公共产品，这种转变绝不仅是一个概念的更换，或是一个组织或工作层面上的变化，也不仅是“提质增效、创新发展”的需要，而是与国际社会接轨，与当代中国发展理念的同步，是对“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⑮的积极响应和具体实践。
在这个问题上，孔子学院需要面对的不仅是压力和挑战，更是一次被时代赋予的责任和担当，是再一次彰显思想、勇于创新、主动作为，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贡献智慧和经验的历史责任与时代担当。
理论源于实践。数据表明，自2005年第一所海外孔子学院成立以来，无论是在制度设计与计划安排方面，或是在项目组织与具体实践方面，孔子学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经验、广泛深入的社会和人脉资源、特色鲜明的网络框架和行业优势，不仅在办学主体之间形成稳定的组织与协作机制，而且还成功引起社会民众、社会团体，以及所在国家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关注、参与和支持。这些都为孔子学院参与全球治理与区域合作，以及全球与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等奠定了广泛坚实的社会基础。
新时代，赋予孔子学院新的使命和新的要求，那就是要面对和承担当代中国向世界更好地展示和呈现中国价值，为世界发展提供更为切实有效中国方案时所应负的责任和义务。因此，从国际和国内相互关联的角度来审视孔子学院未来的发展、定位和预期，无论对于孔子学院自身建设，还是对于发展战略与支撑体系来讲，都是一个非常重要，也特别值得关注、研究和重视的问题。
为更好地激发办学活力，需要平衡好总部适度管控与各孔子学院自主运行的关系，构建一种统分结合的孔子学院治理框架。这种关系和框架已日见雏形。其中，一年一度的孔子学院大会，以及每年定期召开的各大洲或地区的区域合作联席会议，参与程度高、交流力度大，不仅是整合内外部资源、发挥协同效应、实现整体均衡发展的有效方式，也逐渐成为孔子学院参与全球及区域文化治理的重要途径。
截至2017年底，孔子学院大会已走过十二个年头，为全球孔子学院承办机构分享办学经验，共商孔子学院发展提供了交流平台。2017年12月举行的第十二届孔子学院大会，共有146个国家和地区2000多名代表，包括500多位中外大学校长参加，是孔子学院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盛会，是名副其实的世界“教育达沃斯”。
纵观历届大会，“孔子学院与全球化教育”“促进孔子学院融入大学和社区”成为鲜明主题。第十二届大会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孔子学院总部理事会主席的刘延东在大会上，以“深化合作、创新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再次发表主旨演讲。
她在总结和回顾孔子学院工作时指出，孔子学院创办至今，走过了一条不寻常的历程，得到了世界各国和人民的共同呵护，呈现出日新月异、蓬勃发展的良好势头，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积极践行者和促进者。面对未来，她代表中国政府和孔子学院总部提出要求，今天的孔子学院，需要彰显自身独特优势、肩负起更多责任，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更大的作用。一是倡导文明互鉴，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新智慧；二是提升办学水平，为各国民众多样化本土化需求提供新服务；三是加强平等合作，为社会各界广泛参与打开新空间；四是勇于开拓创新，为人文交流纵深发展塑造新品牌。⑯
十几年的路程，在“全球孔院共同体”的框架下，极具影响力的区域或地方性联席会（片会）制度，在孔子学院总部开展多边协商与区域合作中，发挥了重要且不可替代的作用，积累了丰富的区域合作与工作经验。不完全统计，自2006年以来，这样的区域或地方性联席会议已经举办了100多次。其中，各大洲的区域性合作联席会议最多，至少有38次，其中按国别来分的会议有34次，大洲内部的地方区域性会议有11次，按语区开展的会议有8次。⑰这种按照大洲或地区召开的区域性合作联席会议，对于孔子学院总部规划总结、协商合作与指导参与各孔子学院的区域合作与发展更具层级感和针对性。
例如，2018年5月14日在莫桑比克首都马普托召开的非洲孔子学院联席会议，有来自非洲41个国家60多所孔子学院和课堂的中外校长、院长，以及中非企业和机构代表，共计300多人参加，规模创历届之最。与会代表围绕“孔子学院创新与特色发展”“提升孔子学院办学质量”“加强孔子学院协同合作与经验分享”等议题进行了案例分享和深入研讨。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出席此次会议开幕式并致辞。他强调，非洲目前有41个国家设立了54所孔子学院和30个孔子课堂，累计培养各类学员达140多万人，是全球孔子学院办学成效最好的地区，每一所孔子学院都独具特色，欣欣向荣。特别是很多孔子学院积极帮助所在大学设立中文系，推动汉语教学进入所在国家国民教育体系，开设了大量汉语教学和职业培训技能培训课程，全方位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服务中非友好合作大局，在中非人民之间架起了亮丽的文化之桥、友谊之桥和心灵之桥，为践行“真实亲诚”理念，巩固中非世代友好关系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⑱
再如，5月23日，欧洲部分孔子学院联席会议在希腊首都雅典召开。来自欧洲14个国家的孔子学院代表通过分组讨论的形式，就孔子学院教学质量标准及课程大纲、关于《孔子学院督导提纲》的意见与建议、孔子学院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如何提高孔子学院办学质量等进行深入交流。
孔子学院总部副总干事赵国成在会上表示，这次会议的重点是如何提高孔院办学质量。他说，孔子学院的体量非常庞大，如何让庞大的孔院运转得更加高效、更有质量是孔院目前面临的问题。他从加强标准体系和评估系统建设，不断完善中外结合、专兼职结合教师队伍体系，实施国际汉语教材工程，创新教学方法等四个方面，向与会来宾详细介绍了孔子学院总部近期就如何提高全球汉语教学质量这一问题所采取的举措。⑲
值得关注的是，孔子学院总部在优化治理结构和提升运行效率等方面不断进行新的尝试，其中包括总部“海外事务代表”组织形式及其工作权限的某些变化。如在2013年11月20日，在美国华盛顿成立孔子学院美国中心；2014年5月12日，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成立孔子学院拉丁美洲中心。
在孔子学院美国中心成立揭牌仪式上，时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表示，成立美国中心，就是要努力改善孔子学院总部服务学院的方式，公开透明地向美国民众介绍孔子学院，促进美国各孔子学院和课堂之间资源共享和信息交流，与美国社会各界一道加强合作，共同提升在美汉语教学质量和汉语推广水平，广泛深入推进中美人文交流。
孔子学院美国中心理事会主席、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校长史蒂文·纳普在讲话时说，在美国蓬勃发展的孔子学院为美国教师和学生们提供了宝贵的教育交流平台，也为两国的文化和语言交流作出了很大贡献。他说，在美国首都建立孔子学院中心可以为所有拥有孔子学院或与孔子学院开展合作的大学提供便利，同时也为美国大众了解孔子学院提供各种协助。⑳
在孔子学院拉美中心揭牌仪式上，时任孔子学院总部总干事许琳表示，孔子学院拉美中心的成立，标志着拉美所有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一个常规的合作交流机制和全新的服务平台，旨在根据拉美文化特点，协调整个拉美区域的孔子学院工作，强化区域内孔子学院的交流与合作，必将有力地促进拉美孔子学院的发展。㉑
上述地区或地方中心正在发挥区域合作与治理的功能。据孔子学院总部官方网消息，2018年9月15日，孔子学院美国中心在全美新闻俱乐部举办第三次年会暨年度优秀学员颁奖典礼，表彰了从全美学校系统中选出的十名优秀孔子学院学生。包括杰出的商界领袖、政府官员、外交官、教育界人士、媒体代表和艺术家在内的220多位嘉宾齐聚一堂，分享孔子学院对全球教育的重要价值及对中美人文交流的积极贡献。美国工程院院长丹•牟德在致辞中说，孔子学院是全球最多样化的国际教育平台。美国49个州中的100多家学院根据各个所在社区的需要，提供需求驱动的教育项目。孔子学院项目使中文教学和文化普及活动走进了美国千家万户，尤其是许多原本没有资源可以学习中文的人们都受益匪浅。这项全球教育网络是“独特的，创新的和重要的”，想不出世界历史上还有什么教育项目能与孔子学院的意义和作用相提并论。㉒
据不完全统计，类似于这样的地区或区域性活动，渐已成势并具一定规模和较大影响，成为孔子学院全球发展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层级结构，成为孔子学院进入“新常态”的前期预演，以及参与全球文化治理的重要资源和力量储备。
区域合作是以一种被普遍认可并达成共识，为达到某一特定目标，行为主体之间通过协商或配合而采取的一种共同行动。在孔子学院的区域合作中，有很多共同行动是在地方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表现为对某一地方实践特征的集群性总结和凝练，或碎片化经验与成果的集成和集约表述，是对地方实践百花齐放态势的归纳和凝练提升。区域合作比地方实践更加包容、宽泛和规范，具有普遍意义，而地方实践比区域合作更加生动灵活、更具特色。
区域合作是孔子学院共同体存在发展的重要基础，其共享范围的扩大、共享机制的创新、共享深度的拓展，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更加稳定的公共空间，或如传播学者施拉姆所说的“共同经验范围”，这种公共空间为共同体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强化了集体意识和群体归属，也增强了群我格局的亲和性和紧密度。区域合作共同行为的集合为共同体的产生提供了结构性的支撑，也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固化和强化了群我关系，为参与各方的成长提供更具针对性的资源和土壤。
当前业已形成的孔子学院共同体与区域合作实践的格局与架构尽管具有原生特质，但这种交往关系和存在样态也非一蹴而就，是在协商对话中共进的。共同体的发展依赖于广泛的成员参与，以及成员对共同目标的贡献度，成员之间的对话与协商是参与的一种积极式样和途径，是对共同体生命力的激活与激发。伴随孔子学院稳定发展，特别是在“全球孔院共同体”科学发展急需完善的空白区，协商的几率和普遍性都将得到加权，这种协商可能是语言层面的，也可能是行为和制度层面的。协商可能是顺畅的，也可能是曲折和反复的。协商，体现了一种理性交往，实现互利共生，久而久之，必然会升华为孔子学院成员之间的交往理性，继而演化为孔子学院共同体的理论共识和哲学基础。
“作为中外语言文化交流的窗口和桥梁，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为世界各国民众学习汉语和了解中华文化发挥了积极作用，也为推进中国同世界各国人文交流、促进多云多彩的世界文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㉓如果说“一带一路”建设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那么，新时代的孔子学院需要从参与全球文化治理建设的高度，按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重要实践的要求，根据自身的属性和定位，根据大环境总要求的变化进行相应的改革与创新。
“因为，丰富的成果表明，‘一带一路’建设实现了各国政策和发展战略对接，深化了务实合作，促进了协调联动发展，使各国民众在合作中得到了实惠，彼此距离进一步拉近，各方愈发形成更加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开辟了合作共赢的新天地。”㉔而一系列的数字、成就和生动实践，也充分证明了与“一带一路”建设同样秉持合作共赢理念的孔子学院，“从语言入手，以文化交流，用心灵沟通，受到各国人民的广泛欢迎，为增进中外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做出了重要贡献。”㉕
在孔子学院身上，人们可以看到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文化治理的努力和愿望，体现了一个有责任的大国主动融入世界的姿态和行动，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框架下，汉语和中华优秀文化走进世界言说中国的一个重要方式。⑱人们有理由相信并寄予希望，面对当前国际环境和社会需求，作为一个超大型跨国教育机构，步入新时代的孔子学院完全可以通过“深化改革创新，完善体制机制，优化分布结构，加强力量建设，提高办学质量，使之成为中外人文交流的重要力量。”㉖
参考文献：略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编辑/徐媛媛
校对/谢娜